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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韓式資本主義:和諧的、共生的、正義的?

    劉軍2022-05-13 11:31

    劉軍/文

    2022年3月10日,韓國總統選舉最終結果揭曉,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錫悅以微弱優勢擊敗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當選韓國總統。

    尹錫悅作為“政治素人”,初次參加總統選舉即獲選。而他作為檢察官查辦李明博、樸槿惠的履歷,很容易使人聯想起歷屆韓國總統——有人戲稱為“世界最高危職業”,除了現任總統文在寅之外,其余要么流亡,要么入獄,乃至自盡等,下場凄慘,以至于有所謂“青瓦臺魔咒”之說。韓國民主制,看起來是亂象叢生。

    但是,在很多政治、經濟研究者看來,韓國的民主主義制度已經相對鞏固,程序性民主制度已建立起來,需要進一步努力的,是實現“實質性”的民主主義,追求“和諧共生的正義資本主義”。

    過去六十年來,韓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1948年韓國成立時,還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而當前的韓國,已經是一個擁有堅實工業基礎的全球化經濟體,民主化和多元化也在韓國社會扎根。韓國是二戰之后將經濟發展和民主轉型成功結合的少數國家之一,被稱為“經濟奇跡”。

    韓國學者、曾任韓國總統首席經濟顧問、財政部長的司空一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韓國經濟60年騰飛之路》一書中指出,韓國的經濟轉型過程可以總結為“工業化”和“全球化”。20世紀50年代,工業部門在總增加值中所占份額為17%。80年代,該份額提高到38%。服務業在總增加值中所占份額也從1950年代的41%提高到21世紀初的60%。同一時期農業份額急劇下降,由最初的42%降至3%。韓國融入全球經濟的步伐大大加快,其對外貿易總額在GDP中的份額由1950年代的10%增長到目前的80%-90%??缇迟Y本流動在此期間同樣增長迅速。這一時期,韓國人均國民收入從1960年的1342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9227美元。同時,韓國的政治體制也從威權政體轉變為功能完備的民主政體。

    但是,積極的政府主導型發展戰略,也產生了許多問題,比如金融業欠發達、企業過度依賴債務融資、銀行不良貸款增加、財閥壟斷經濟權力、持續的通脹,以及岌岌可危的民主主義等。1980年代,韓國政府開始意識到這些問題,努力開放市場,重新定位政府在市場中應該扮演的的角色。政府改變政策,從過去重點關注經濟增長,轉變為強調物價穩定。政府還鼓勵發展私營企業,放開市場。同時,在國民健康、福利和教育等方面提高了公共支出。但是,這些努力并沒有全部有效實施,直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市場的全面放開才得以實現。

    司空一指出,韓國經濟六十年的發展歷程中,經濟發展總體成功的背后也難掩失敗之處。60年代以來,韓國政府對金融業實施的抑制政策,阻礙了金融產業的發展,使其未能成為具有全面競爭性的服務行業。大型企業集團即所謂“財閥”,在政府的支持下影響力不斷增強,經濟集權成為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在80年代中葉的勞工運動之前,韓國也一直未能建立起良好的勞資關系。政府還頻繁地救助困境中的大公司,強化了所謂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風險。60年代以來的超低利率,政府與企業的風險伙伴關系,促使金融機構向私營企業過度放貸。70-90年代期間,企業負債與凈資產比達到300%-400%。銀行的不良貸款數額龐大,金融業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愈發脆弱。

    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韓國經濟遭受了極大打擊,最終成為解決韓國經濟痼疾的催化劑。諸多財閥破產,公私風險伙伴關系不復存在。政府主導的市場重組提高了銀行的財務健康狀況。金融業的外部自由化,特別是資本市場的開放,加快了韓國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金融市場自由化的同時,韓國政府加強了審慎監管制度和競爭政策,逐漸建立起了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制。

    進入21世紀,人們開始擔憂韓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韓國經濟增長速度開始減緩。隨著知識經濟和全球化擴張,低技能勞動者處于劣勢,收入分配差距從1990年代開始拉大。制造業與服務業,重化工業與輕工業,大公司與小公司之間的生產率差距也逐漸拉大,國民獲得高質量就業機會變得困難。

    司空一等人所指出的韓國經濟增速放緩、國民收入差距拉大等現象,在有些研究者看來,是進入“成熟階段”的發達經濟體必然會面臨的新的經濟增長階段中的新問題。

    美國學者巴里·艾肯格林、德懷特·鉑金斯、韓國學者申寬浩等人在《從奇跡到成熟:韓國轉型經驗》一著中探討了韓國經濟增長和轉型經驗,認為根據韓國經濟增長態勢、經濟結構、創新能力、資本流動、金融體系等方面來判斷,韓國經濟已經展現出作為一個成熟發達經濟體的特征,完成了從經濟增長奇跡到成熟經濟體的轉變。

    該著指出,韓國的經濟發展經驗表明,最初的農業經濟體,在只有有限的工業資本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將勞動力從農業轉向制造業,并保持高度投資率,實現快速增長。但是,建立在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高投資率和快速出口基礎上的高速發展時期是有限制的,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因為農村勞動力會耗盡,國外市場的需求會飽和,簡單的投資機會也會耗盡。增長到此時點會減緩,需要調整經濟發展模式。韓國的高速增長期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持續了約三十年。

    韓國的經驗表明,對于阻止這種經濟減速的過度努力,或者拒絕接受經濟發展模式調整、轉換,將產生不利于經濟穩定的后果。1990年代,韓國經濟露出增長減速的跡象,但經濟政策制定者屈服于壓力,提出對策阻止經濟減速。為此,韓國政府放松了國內銀行和大型企業集團(財閥)獲得國外廉價資本的管制,鼓勵大型企業集團進一步提高投資率,以維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但是,全球高科技市場的疲軟和亞太地區的市場動蕩,破壞了韓國企業集團和銀行的財務狀況,結果受到了1997-1998年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

    該著強調指出,一個成功的發展中國家要保持快速的經濟增長,并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韓國的制造業就業比例已經達到峰值,隨著制造業增長減緩,服務業必須調補空白。要想進一步縮小與最發達經濟體人均收入的差距,韓國需要提高服務業生產率,包括進一步對外資開放服務業并加強創新。這些方面,韓國做得并不夠。

    同時,作為日漸成熟的經濟體,韓國經濟增長已經接近世界科技前沿的邊界,科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中的模仿紅利、后發優勢、追隨戰略等邊際效應將會減弱乃至消失,而必須進行自主的科技創新、高端生產。韓國部分企業已經成功實現了向高科技生產轉型。韓國也正在發展創新文化,專注于高科技領域的小公司有機會得到風險投資,以創造新的技術和產品,并開拓國內外市場。

    韓國經濟學者李根等人在《經濟追趕與技術跨越:韓國的發展路徑與宏觀經濟穩定》一著中,即以“跨越”這一概念為焦點,指出后發展國家不能簡單地追隨先發國家的道路,而是可以跨越某些發展階段。

    李根等人認為,韓國是儒家思想濃厚、奉行中庸之道的國家,社會精英組成的政府機構能夠調動私有資源,激勵民眾,實施精心設計的產業政策。韓國的經濟成就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致力于企業能力建設,這種能力建設與高等教育機構和私人的研發投入有關。僅靠低工資或單純的價格競爭,經濟發展將不可持續。后發經濟體必須在進行“經濟追趕”的過程中,實現創新性的技術跨越,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動力。

    李根等人分析了韓國企業三種不同的追趕模式:路徑跟隨式追趕、階段跳躍式追趕、路徑創造式追趕。韓國企業先采取路徑追隨式追趕的安全模式,經歷了能力建設的過程,然后轉向快速的階段跳躍式或路徑創造式追趕。韓國在能力建設尤其是技術能力建設和升級的基礎上,通過跨越式發展,成功實現了經濟追趕。

    在當前的政治經濟困境下,韓國式的資本主義,究竟會走向何方?現任韓國駐華大使、曾任文在寅總統政策室長的韓國學者張夏成在《韓國式資本主義》一著中,剖析了韓國政治經濟現狀,提出了極富理想色彩的“和諧共生的正義資本主義”。

    張夏成同樣指出,今天的“韓國式資本主義”問題重重,不僅如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存在著收入不平等和兩極分化日趨加劇等現象,還有許多韓國特色的問題,如市場競爭極不公平、社會財富和經濟力量向財閥集中,不僅加劇兩極分化,還阻礙了競爭和創新;在勞動力市場上,打零工者和自雇者在就業人口中占比過高,導致就業結構極度不穩定;對社會福利重視不夠;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多,導致政商勾結。所有這些,導致民眾對韓國的經濟、社會、政治現狀極度不滿。

    韓國式資本主義的出路何在?張夏成認為,既不應該是韓國左派推崇的“應勒緊市場經濟的韁繩”,也不是右派鼓吹的“財閥才是韓國經濟的出路”,而是應該扎根于“韓國資本主義”的現實,追求“和諧共生的正義資本主義”,建立“共同富裕、公平正義的資本主義”。而關鍵則在于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實現公平分配及公平競爭的正義社會。

    張夏成認為,要建立和諧共生的正義資本主義,需要在經濟、政治、社會、教育、文化等與市場經濟有關的領域進行相應的政策設計。比如,重新理順市場領域與公共部門的界限,明確區分市場與政府的作用與性質。具體的政策中,優先考慮的分配政策,以解決收入不平等和貧富兩極分化的痼疾,構建正義經濟的第一步;另外,培育制定競爭政策的公平競爭環境,建立合理的市場結構和秩序。此外,應將包容性市場政策與福利政策、稅收政策結合,以實現經濟發展和分配的良性循環。

    在產業結構和企業結構方面,應考慮改善財閥結構,縮小大企業和小企業的差距,扶持、培育中小企業、創業企業、個體經營者;在勞動結構方面,應著重解決臨時性就業問題和收入差距問題,在搞活勞動市場的同時,確保勞資關系穩定。人口政策方面,應考慮維持長期勞動供給和國內需求的生育政策。公司治理結構方面,要考慮企業經營的透明化和責任制,還要與社會總體的反腐敗和公平競爭政策結合。金融結構方面,應該使金融業發揮產業結構和企業結構后盾的作用,同時保證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和穩定性。社會結構方面,應縮小首都圈和地方發展差異,加強地方自治分權建設,國土資源均衡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能源與環境政策。

    張夏成強調,要實現“和諧共生的正義資本主義”,首先是進行分配制度改革,減少收入不平等,鞏固中產階級結構。分配政策要滿足幾個條件。第一,企業利潤中,須擴大分配給居民家庭收入的份額。第二,縮小工資收入水平差距。第三,強化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而財閥問題的解決,需要從根源上改變所有制結構,建立透明的負責的經營型態。為此,張夏成提出了針對企業的巨額利潤留存,可以征收“超額內部留置稅”;取消非正式職位,實行保護非全日制勞動者的保護性立法;強化累進個人所得稅和法人稅;強化集體訴訟制和懲罰性賠償機制;改革財閥的所有制結構,解決大企業集團循環出資等痼疾,建立透明、公平、可問責的經營型態。

    張夏成總結說,實現“和諧共生的正義資本主義”的希望,就在于民主主義。程序民主在韓國已經扎根,現在是實現實質民主的時候。民主主義應該成為帶有民眾色彩的政治制度和體制,并對市場競爭和不平等起到調和作用(崔章集語)。資本主義的歷史是勞動者和資本不斷博弈、不斷沖突又不斷調和的歷程。消除收入不平等和貧富兩極分化,構建美好新社會,是張夏成所謂的“和諧共生的正義資本主義”的義務和責任。韓國國民通過民主化的程序,追求民主主義、公平和效率,確保個人收入,實現正義分配和福利的權利,就是韓國人民追求的民主主義。

    尹錫悅下個月即將就任,據說已經對文在寅政府的“貪腐問題”發出了“清算”的威脅。文在寅會不會重蹈“青瓦臺魔咒”的覆轍?而張夏成充滿理想色彩的“和諧共生的正義資本主義”,究竟有多少政策前景和推進可能?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北京大學博士。曾任日本多所大學、研究機構研究員和訪問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文學與文化研究、社會文化比較研究、政治哲學與思想史等領域,在相關領域著述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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